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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梓萱身上，最有趣的是“书生气”和“商人气”的奇妙共生。

这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传奇，只是一个汽车媒体人的坚守与成长。从纸媒黄金时代的汽车记者到跨界经营的管理者，再到自主创业的传媒公司掌舵人，陈梓萱用二十多年时间，在汽车行业的浪潮里踩出了一串特立独行的脚印。

我与陈梓萱未曾谋面，此前也只是听说过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位嘉车传媒集团总编辑，我准备了近 30 个问题，其中也“夹带私货”：想趁机向前辈讨教工作中的困惑。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在上汽奥迪 A5L Sportback 上市发布会前夕，我们足足聊了三个小时。

他的故事里嵌着太多时代的印记：北京申奥成功的欢呼、传统媒体的式微、新媒体的崛起、产业转型的阵痛、疫情的冲击、经济下行的压力…… 透过这些宏大的时代叙事，我看到个体与时代共舞，一路突围前行的轨迹。当然，其中也不乏在时代步伐与体制意志下的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纠结，但最终凭着信念与执着，在时代浪潮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记录行业，他种下一颗初心

风起于青萍之末。陈梓萱与汽车行业的故事，要从2002年讲起。

这一年的中国汽车工业，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的“鼓励汽车进入家庭”正在深入人心；《汽车战略发展规划》实施后，生产政策的松动让更多企业摩拳擦掌，加码汽车生产；中国开始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关税减让义务，中外合资项目密集落地，越来越多的跨国汽车公司将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战略的“必争之地”……

也是在这一年，陈梓萱加入了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汽车报》，成为了一名产经记者。其时，陈梓萱没想过进汽车行业。他说，若没有进入汽车传媒领域，自己或许会像父亲一样从政，“做一个遵纪守法、有能力、有担当、敢作为的官员”。他大学主修的是教育学，又因热爱文学辅修了中文，毕业时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去北京做记者，另一条是去更远的上海当公务员。

“我也非常喜欢上海，正在纠结之时，2001年7月13号，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或许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让他下了决心。他最终提着行李箱，走进了人民日报社的大院，成为中国汽车行业黄金时代的记录者与参与者，也从此与汽车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民日报》社昔日门头

入职不久的一堂 “职业启蒙课”，影响了他此后二十多年的成长轨迹。2002年4月的一天，中国汽车报邀请包括吉利、奇瑞、华晨、比亚迪、长城在内的5家车企的掌舵人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中国汽车自主创新的五大模式。当时还是实习生的陈梓萱，跟着李庆文、吴迎秋两位前辈去学习，这两位是汽车业界的大家，时任中国汽车报社社长和副总编辑。

那时候的中国自主品牌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合资车企的光环下，像“没人疼的穷孩子”，不但缺技术、缺人才，连“能不能做起来” 都是个问号。陈梓萱作为职场“小青葱”，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看着“巨人们”在场上辩论交流，群情激昂地探讨自主品牌如何创新发展，他的内心深受震撼：“原来中国的汽车领域里，还有这样一群有情怀的汽车人！”

更让他难忘的是，李庆文社长在现场说的一句话：“崇尚国家利益应当是汽车行业从业者的基准信仰。”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了他心里。“汽车行业的水太深了，诱惑太多，没有基准原则，会迷失方向。”此后二十多年的职场里，他一直用这条原则来要求自己。

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那天，那些弱小的、少有人关注的，甚至被忽略的自主品牌的大佬们的雄心壮志，他也记得中国汽车报的前辈们愿为弱小者发声、为自主品牌呐喊的责任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他心中激荡。

回头再看，当年参与讨论的车企都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之路，吉利的李书福那时谋划的“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自身发展”，已经梦想照进现实；华晨虽然后来落幕了，但至少也曾努力过、辉煌过；还有从贫弱走向强大的长城、奇瑞和比亚迪。

这份创刊于1984年的报纸承载了青年陈梓萱对文字与汽车的热爱

带着这份触动，还有对中国汽车的使命感、对文字的热爱，陈梓萱在中国汽车报如鱼得水。《简单张房有》《本色曾庆洪》《竺延风和第一汽车奖》《中汽总公司行至路之尽头》《变革徐和谊》《孙晓东现象》《付守杰风格》《徐留平的T35》《上海大众拿什么领先未来20年》《EPS局中局》《看不见红灯，这车让我怎么开》《航盛中标，风神炒了松下》……这些他引以为傲的代表作，都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见证。

“采访那些企业领导时，我一点都不怵，因为我是代表我的平台跟他们平等交流。”因为热爱，他付出了足够的努力：“采访回来之后，我可能要认认真真地，花几天几夜地去研究这个人。”他采写的《本色曾庆洪》一文，完稿后直接被广汽集团当作内部介绍曾庆洪的范例。

入职的第三年，他成为了中汽报年度综合排名第一的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在两会期间采访到了温家宝总理，“总理在我面前只说了两句话：‘汽车工业是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希望你们多为中国自主品牌发展呐喊助威。’”这番话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让他的行业使命感倍增。

从内容到经营，他在时代变革与体制束缚交织中完成角色蜕变

从2002年入职中国汽车报，陈梓萱在体制内的传统媒体待了16年。这16年里，他在《中国汽车报》社、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能源报》社、《家用汽车》杂志社之间“兜兜转转”、“横跳升级”：能力边界在一次次跨界中不断拓展，职务也稳步提升 —— 从基层记者到广告部总监，再到杂志副总编辑，最终成为《家用汽车》杂志社出版人兼总编辑。此后，他又在杂志社转企改革的历史使命里，学着做一名企业管理者。

从基层记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始于一场“被迫”的职业转型：从做内容转向搞经营，这也是他的书生意气与商人思维的第一次交锋。

2005年4月，正当陈梓萱带着年度荣誉和温总理的鼓励，想在编采道路上再接再厉之时，突然被通知调去广告部任客户经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我不理解为什么我记者做得好好的要让我去做广告，而且我心里也瞧不起做广告的。”报社领导找他谈话：“组织更需要你到广告部，而且，既懂编采又懂经营，这种经历对你未来的发展有好处。”

两个月后，带着对编采工作的不舍和对广告业务的“偏见”，陈梓萱跨界进入了广告部。“一开始特别不顺”，他总是习惯于用记者的思维去判断业务，“带来了很多错误偏差，碰了不少壁。” 幸好在时任中国汽车报经营中心主任解树江和广告部总监苗春霞的带教下，他逐渐学会了切换视角，转变思维。

对于两者的差别，陈梓萱解释说：“做记者，你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真学习、研究行业、提升文字能力，就能做出成绩；但做广告不行，你得研究别人的需求，而且有时候100分的努力，可能换不来0.1分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做广告对平台和品牌的依赖度很高，只有当平台没那么强时，才能真正体现经营能力。”

在他看来，从内容到广告，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碰撞与融合，“这种角色的切换很辛苦的，有时候也会很纠结。”不过，双子座的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切换，而且还做得相当好。仅仅一年半后，他在新一年的岗位竞聘中，成功升任乘用车广告部总监。

2008年，陈梓萱接手的乘用车广告部年度营收从900多万跃升至2400万，单期北京车展特刊更是创下506万的业绩，这个纪录十几年后仍未被打破。“现在回头来看，也不是我有多厉害，除了个人用心、努力这些主观因素之外，一方面是《中国汽车报》的品牌力，它的专业与权威当时在行业是公认的，另一方面也是赶上了好时代，2008年北京车展的盛大场面，后来很难再超越了。”

2008年北京车展一角，那时还流行“车模”站台

也是在经营岗位上，陈梓萱策划并参与了多个知名活动。“中国百强县汽车巡展”“中国汽车创新论坛”“全国五十佳汽车经销商评选”“全国百佳零部件企业评选”“中国汽车全明星阵容”“首届中国新能源汽车城市市长论坛”“中国年度家用轿车评选”“天使购车计划”“越趣之行，至美草原”……这些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活动，都是他在经营领域 “练手” 的大手笔。

到了2011年，陈梓萱升任中国汽车报旗下《家用汽车》杂志社长。但那时，新媒体的浪潮涌起，传统纸媒的处境每况愈下。“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1年1月4日，我到《家用汽车》杂志社去报到，在一个民宅里，一推开门，屋里坐了6个人，残兵败将一样，当时的感觉是百废待兴。” 他硬是用两年多时间把团队扩到三倍，营收也达到了报社要求的经营目标。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稳步向前，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风云突变，《家用汽车》杂志社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集团领导找他谈话征询他的意见，说得很明白：“责任和权利给你，但除了注册资本，什么支持也没有，自负盈亏”，陈梓萱接住了，“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历史的使命赋予你，你就要勇敢去面对，况且有了之前两三年的积累，所以我和团队选择了一起接受这个挑战” 。

2016年《家用汽车》杂志十周年，意气风发的陈梓萱

转企改制成功之后，陈梓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付出了比之前更多的努力，终于在2017年完成了中国能源汽车集团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这时国务院出台了“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新政策，陈梓萱就动了心思。

2017年的媒体行业，早已是新媒体的天下。网络普及让媒体制作越来越 “平民化”，微信公众号快速崛起，直播和短视频开始盛行，传统媒体的经营空间被进一步挤压。陈梓萱想将杂志社转型升级，布局“柔性多媒介传播体系”，但这势必要引进新人才、增加更多的成本，因此他想借着混改的机会引进外部资本，获取杂志社焕新发展的新机遇。

可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每次提交申请报告，都石沉大海”。期间，为了给杂志社输血，他甚至想过抵押自己在北京的房产。

2018年，集团领导找他谈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人民日报社各级领导还没有读好中央精神，短期内无法实现；二是《中国汽车报》社计划逐步收缩子刊，《家用汽车》杂志社要么维持原状，要么停办，可以安排他回到报社做副总编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奔赴的了，尽管自己破掉体制内的光环很难，但最后我还是做出了选择。”

于是，在广汽集团的盛情邀请下，他南下广州加入“大圣车服”，参与广汽集团电商平台运营出任总编辑兼公关传播副总裁。但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他到任不久，合作方乐视网随着贾跃亭出走而崩盘，紧接着，广汽集团对“大圣车服”也有了全新的转型规划。年底，他又被召回北京，因为《家用汽车》杂志社因后续团队“难以为继”面临破产，作为前法人的他，需要协助破产清算，并再次接受离任审计。

后来，陈梓萱以《家用汽车》杂志社为案例，用一篇研究生论文记录了他在杂志社两次改革，最终功败垂成的心路历程。

体制内实现不了的，体制外野蛮生长，他用“嘉车传媒”延续未竟使命

经历了这些变故后，陈梓萱决定创业了。

其实早在2015年，热爱文字工作的他就紧跟潮流，在微信平台创立了矩阵平台“陈述时分”。2019年，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陈梓萱决定从这个个人IP平台开始，打造自己的数字化传媒公司，完成之前在《家用汽车》杂志社未完成的构想，继续那个“倡导绿色健康理性的汽车消费观”的使命。

已成历史的《家用汽车》杂志从此以另一种新的形式重生

嘉车传媒成立时只有三四个人，“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压力和挑战都很大。”好在凭借之前在行业里的积累，他得到了一些老朋友的支持。“以前认识的一些车企朋友、媒体同行，知道我创业后，都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和支持，也有一些业内朋友和大学同学主动伸出援手，助力我创业。”

嘉车传媒创立的媒体IP汽车品评一开始就找准了定位。“很多企业对我的财经类视角看汽车，市场营销的观点以及一些比较深度的战略判断，还是比较认可的。”靠着内容优势，团队一点点积累客户，嘉车传媒慢慢度过了初创期的艰难。

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那年5月，陈梓萱从分众集团挖来了一位联合创始人，在她的助力之下，嘉车传媒拓展了全新的业务——“电梯框架广告”。2022年，嘉车传媒与一家广州的电梯框架广告公司进行股权合作，正式向“汽车行业的分众”进军。“单纯做内容是有局限的，企业支持我，我不能总‘刷脸’，我们要努力帮助企业在C端扩大影响力，最终能促进终端销量。而电梯框架广告是C端一个重要、有效、高频次的触达渠道。”

在他看来，电梯广告的意义不止于触达消费者，对品牌经营者也有独特意义。陈梓萱描绘了一个场景：“你想，一个经销商总经理忙了一天，带着疲惫回到小区，进电梯时看到自己经营的品牌广告，那种自信和归属感是车企老总在培训会上讲再多都给不了的。”

目前，嘉车传媒作为一家为车企提供整合营销方案的供应商，除了“框嘉广告”这一核心业务外，还有“汽车品评”“陈述时分”等多个内容平台。他对内容平台的要求很明确：“有深度、有高度、有态度、有温度”， 即便在体制外打拼多年，他身上的“正规军”底色仍未褪去。也正是由于公司的及时转型，嘉车传媒于2020-2021年实现快速增长，成功登陆上股交，挂牌成功。

嘉车传媒登陆上股交的高光时刻

聊起创业的苦，陈梓萱说他的苦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公司经营与时代的对冲。” 比如2019年公司刚有起色，就遇上了三年疫情，“现在回头看，至少拉低了我们的发展速度。”

但比起这些客观的、不可抗的因素，他更“深恶痛绝”的是人为的、虚妄的干扰。“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比如拉投资、找业务时，他曾遭遇很多无效社交、忽悠，甚至欺骗。“这些事情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这些事让他觉得 “苦”，却又无处诉说。

对于公司的未来，他心里有个 “三部曲”：一是把公司营收规模再翻两番；二是推动公司在资本市场有更大作为，“不用为生存发愁”；三是为行业提供更多清醒的声音，做一家受人尊重的中国汽车传媒公司。

藏着对行业的痛与盼，他在喧嚣时代坚守那一点真

尽管已经做了多年的一把手，但陈梓萱依然觉得自己身上的书生气比商人气要更浓一些。

他的个人号“陈述时分”就是个例子：虽然是商业版图的一部分，却也保留着他精神世界的“一亩三分地”。除了汽车财经分析，他会聊音乐、聊足球，写影评、写书评。这些与汽车无关的内容，让他收获了更多自由与精神共鸣，也暴露了他骨子里的纯粹：即便在商海打拼多年，仍保留着对文学与艺术的热爱。

他身上有种近乎执拗的坚持。年少时因高考失利与中国人民大学失之交臂， 2008年他把在中国汽车报三个季度连续获评优秀所获得的“出国游奖励”，换成奖金去人大进修MBA；因为MBA没有学位，7年后他又报考了人大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最终圆了年少时的梦。还有当年没能去成的上海，创业后，他特意在最中意的城市设立了分公司，算是弥补了当初的遗憾。

他将写作视为一生挚爱。即使现在工作繁忙，他仍坚持亲自执笔，甚至想过未来要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小说，“把那些不能说的故事讲出来，交给历史来评说”。在“陈述时分”里，他以文字为笔，勾勒对生活的热爱，丈量思想的深度；亦以文字为竿，为汽车行业的正能量鼓与呼，也敲打着行业的浮躁与不堪。

陈梓萱至今仍定期在“陈述时分”分享观点

嘉车传媒的公众号有个规矩：只要内容符合事实，哪怕收到相关车企委婉的要挟或警告，也坚决不撤稿。比亚迪汽车、东风汽车以及零跑、哪吒等汽车品牌都领教过他们的坚持。国家新闻工作者的标尺，始终在他心中。

或许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公司生存是第一位的，但他做不到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希望，嘉车传媒真正能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汽车创业公司。

有时候他也会纠结。“不像在中汽报时那般选题自由，现在做内容我会有权衡”，他感叹，“我特别不喜欢这种状态，有种‘人到中年’的无奈和无力感，我们都想‘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是现实会打压你，让你跪下投降。”

他心里藏着个“诗和远方”： 带着心爱的女人到海边去找一个地方静静写作，“如果可以，我不想做经营，我想做总编辑，我热爱写作和音乐，会倾注很多心血，因为这是我想要的。”

陈梓萱在“陈述时分”简介中写着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出自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2018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心中的文学巨匠，他将这句最有共鸣的话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不仅写进了“陈述时分”，还请书法家书写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一句话和我做新闻有相通之处，都是要站在国家利益上，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

挂在陈梓萱办公室的牌匾

“我不喜欢现在的汽车行业”，这是在采访中，陈梓萱多次提到的一句话，在“陈述时分” 的推文中，他也写过类似的观点。或许是见识过中国汽车企业领导当年的惺惺相惜，见过汽车大佬们的境界与情怀，他对如今的汽车行业忧心忡忡。“明里暗里捅刀子、一些企业领导者戾气横行、各种价格战、水军互攻、追流量、赶销量，把一个本来高大上的行业弄得乌烟瘴气。”

不久之前，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历数中国汽车20年之“怪现状”。他痛斥行业的排榜现象：理想汽车胡乱推周榜尚属企业行为，但是行业协会也来煽风点火搞各种排名，“这让汽车行业更加浮躁、急功近利”。

“为什么不推中国汽车社会公益榜、中国汽车质量榜？那些掌握着产销量数据的机构，给本就竞争激烈的行业加了把虚火，只会让内卷越来越严重。搞品牌的副总要天天惦记搞销量，衡量着做点跟品牌有关的事到底能促进多少KPI。”他感叹道：“现在汽车企业里的社会精英，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在行业里打拼多年做到营销副总、品牌总监和传播副总的人，每天活得特别焦虑，那种自豪感和自信都快没有了。”

陈梓萱爱阅读，尤喜文学经典与文史类书籍

他也反思媒体的角色，说“媒体人应该自强”。“我心中的记者要有独立思考、独立精神，但现在很多记者都成为‘媒体老师’，公关公司或客户把新闻稿都备好了，平台变成了宣传员，坚持原创的人太少了，好的内容太少了。”

在他看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汽车行业“缺乏品牌意识和文化底蕴”，而他想做的，就是补上这一课。嘉车传媒倡导“绿色健康理性的汽车消费观”，其实就是要传承好汽车品牌文化。

“有些话总需要有人站出来讲，大家都是一窝蜂地往上去、往前冲，但我们要保持清醒。如果我们的清醒，能够带动多一两个人也清醒起来，就算没有白做。” 他对中国汽车品牌有个终极期待：“有一天，我们的品牌文化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才是我们真正变强的标识。”

结束语

二十多年前，18岁的陈梓萱，觉得自己的名字缺少意境，他强烈要求父母在原来的名字中加上一个“梓”。

梓，本义是木材可做器具，根、皮、果可入药的梓树，也代指故乡。对“梓”字的偏爱，来自他喜欢两位风云人物：一个是香港爱国实业家、“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另一位是当年非常耀眼的香港影帝万梓良。前者已于2019年去世，将25亿财产全部捐给国家；后者年近7旬定居长沙，生活低调却依然坚持每年捐60万助学、救灾。

“相当于祖上给一个字，父母给一个字，我自己争来了一个字”。 这个“争”来的“梓”字，像一场精神成人礼，开始了陈梓萱的自我重构。可能他从未意识到，这个“梓”字背后蕴含的勇气与力量，贯穿了他此后的人生。

在陈梓萱身上，最有趣的是“书生气”与“商人气”的奇妙共生，这两种特质的交织与转化，形成了他带着理想主义底色的商业人格。

他的“书生气”藏在对文字的执念里，笔尖流淌的始终是“路为纸，地为册，行作笔，心当墨”的文人情怀；他的“商人气”则体现在他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捕捉与务实行动中。他用文人的笔触写商业分析，又带着“有深度”“有温度”的洞察；他以商人的资源做理想主义之事，在商业决策中始终保持着执拗的原则性。

“书生气”与“商人气”，在他身上拧成了一股独特的力量：既带着文人的理想主义，坚守“崇尚国家利益”的基准信仰；又带着商人的务实精神，懂得用市场逻辑守护这份理想。